“小村大债”现象正成为乡村振兴的“拦路虎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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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，民盟中央提交的提案显示，据农业农村部抽样调查，截至2019年上半年在全国70万个行政村中，村级债务总额已达9000亿元，村级组织平均负债已达130万元。

民盟中央称，村级债务存量较大，增量的成因复杂，集体“包袱”有越来越重的风险。

提案称，近年来，在新农村建设中，很多村由于自身财力不足，普遍举新债实施项目，导致村级债务额难以锁定，呈现出总额继续上升趋势。通过金融机构和其他单位及个人的借款形成的债务，都需要支付利息，即使不增加新的债务，利息也使债务总额不断增长。如湖南省2020年统计，负债村占全省总村数的72.49%，村均负债108万元。

债务总额增加背后，债务成因五花八门。

比如，基层村镇推行美丽乡村、养老院、移民新村建设等，由县区财政承诺补助，但数额少且难兑现，很多村集体被迫举债维持运营。再比如，村庄绿化、人饮工程改造等公益事业缺口部分的资金，最终也转化成为新的村级债务。此外，一些村集体盲目靠借贷和集资兴办企业，运营不良导致企业亏损、资不抵债，使村集体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集体债务逐渐私人化。乡村从银行、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贷款的难度不断增加，贷款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。为偿还银行债务和利息而“拆东墙补西墙”，乡村组织开始不断向私人进行借款，相当一部分乡村村民成为乡村债务的债权人。

与此同时，化债能力比较弱。一些新建中心村举债建设的商铺无人租赁，一些以旅游为发展导向的村子游客稀少，一些引入村集体经济的企业跑路等，使得村集体举债时的发展规划难以实现，化债能力薄弱。

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在《“小村巨债”成因探究及解决路径》中指出，近年来，农村负债在数量和规模上不断扩大，甚至一些集体资产颇丰的明星村也出现了债务危机。在村级负债方面，越是明星村，负债越沉重。在项目不断引进、发展不断强化的过程中，债务如同滚雪球一般，快速累积和扩张。

周立认为，当前，村庄负债的基础性原因是资金匮乏，而债务形成则主要受三方面的因素影响：一是农村资金供求的不匹配，二是资金管理的不规范，三是旧债累积的模糊性。

浙江省现代农业促进会副会长、杭州知农智库负责人成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，在浙江，“小村大债”属于个别现象，总体情况相对较好。

这背后的原因，一是，近几十年来，乡村创业氛围浓郁，几乎每个村都出了或多或少、大大小小的老板，他们热衷于捐资改善村容村貌，兴办福利事业，帮村里挑了很多担子；二是，政府重视团结乡贤，主动保持联系，通报村里的情况，但并不搞摊派，使很多在外打拼的企业主乐于为家乡做贡献；三是，政府有计划地开展美丽乡村建设，从过去单纯注重美化，到现在开始注重打造营商环境、旅游氛围，助力村集体和入村企业增收。与此同时，村两委班子经营意识较强，以往主要是开展集体房屋资产租赁，如今不少村庄开始探讨村集体如何参与到乡村旅游当中去。

针对“小村大债”，民盟中央建议，应及时综合治理。比如，做实“村财乡管”财务管理机制。乡政府应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，聘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师事务所，做好财务管理和审计工作等。

再比如，建立和落实“第一责任人”制度。明确各镇（街）镇长（主任）和各村民委员会主任是化解村级债务的第一责任人，把村级债权的回收率、债务偿还率、资产增长率和是否出现新增债务作为镇村干部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，同时把考核结果与干部的报酬、评优、提拔等挂钩。

此外，还要创新思路，拓宽债务化解渠道；鼓励发展，增强村镇生财能力。

周立在前述文章中建议，解决乡村债务问题，要从“控制”和“盘活”双向入手。既要健全乡村财务制度，划定乡村债务红线，控制超过偿还能力的负债；又要盘活乡村资源，增强乡村的自我发展能力。盘活乡村资源的基础是明晰乡村资源产权，对乡村资源摸底查清、折股量化，让每个村民都能享受到村庄发展的成果。